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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决心不变 外企称更看好中国市场******

  中新网北京11月2日电(首席财经记者 李金磊)“中美企业界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不变。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变。美在华企业对于中国广阔市场的信心不变。”

  11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召开,再次向世界释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给包括美在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吃下“定心丸”。

11月1日,以“聚焦二十大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举行。11月1日,以“聚焦二十大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举行。

  一场及时的圆桌会

  助美在华跨国企业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包括美在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渴望及时深入了解和把握二十大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为及时响应企业诉求和关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国际司、中国新闻社主办,中国新闻网承办了此次圆桌会。

  圆桌会以“聚焦二十大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旨在帮助美在华企业及时、全面、准确了解中共二十大的重要成果和重大决策部署,助力广大外资企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现新机遇、拓展新业务、共谋新发展。

  此次圆桌会立意新、内容实,企业参与积极性超出预期,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及60余家美在华企业高级代表参会,涉及高端制造、医药化工、能源、金融、汽车、娱乐等行业。

  这是一场权威的政策解读会。会上,企业代表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相关内容以及《关于以制造业为重点促进外资扩增量稳存量提质量的若干政策措施》、最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服务“双碳”目标等议题与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互动交流。

  圆桌会延续了政企交流的重要平台与桥梁作用,充分展示出中国政府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更多参与中国对外开放、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诚意与热情,帮助美在华企业了解中国政策方向、找准市场定位、抓住中国投资机遇,对于有关企业继续在华投资兴业、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一个清晰的信号

  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变

  二十大报告充分释放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给美在华企业继续在中国各地投资兴业树立了信心。

  圆桌会希望美在华企业通过更加深入全面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最新精神,了解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更好利用鼓励、促进外商投资的政策举措,对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更加充满信心;更好把握中国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增长机遇,共享中国发展红利。

  中美经贸合作向来互惠互利,事关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事关世界的繁荣发展。一直以来,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工商界的合作意愿良好。根据海关数据,今年1至9月,中美贸易额达5803.97亿美元,同比增长6.9%;美对华投资保持稳定,对华投资额达18.6亿美元,同比增长1.3%。

  当前中美关系处在非常关键的当口,需要我们坚定信心,加强对话和合作,为促进世界经济重回健康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会议指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变。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来华发展、在华发展,并将竭力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平台,持续打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11月1日,以“聚焦二十大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举行。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11月1日,以“聚焦二十大 共谋新发展”为主题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在北京举行。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

  一个更有信心的未来

  外资企业将更加看好中国市场

  美在华企业既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推动中国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力量。

  会议强调,美在华企业对于中国广阔市场的信心不变。这次圆桌会尽管通知时间很短,美在华企业踊跃报名,60余家美重点在华企业代表第一时间积极反馈,参与热情极高,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企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未来包括美在华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将更加看好中国市场,更加积极融入中国新发展格局。

  世行最新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

  会议指出,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党的二十大为中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指明方向,14亿多人民正迈向共同富裕,这将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市场和发展机遇。

  会议认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市场,能够为外资企业带来广阔的机遇和合作空间。希望美在华企业保持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在“变局”中培育新的战略机遇,充分把握潜在投资机会,探索更多投资合作领域,支持和促进更多技术创新及其在华应用推广,为促进中美经济合作走深走实、中美关系更好向前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企业代表表示,通过聆听圆桌会关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详细解读及外资、“双碳”政策体系的介绍,对于报告重点内容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掌握和理解,更加提振了在华投资的信心。(完)

  •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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